导读: 技术发展的最大价值就是争取最小代价。更进一步而言，是要通过预防性建章立制来确保科技创新与应用的安全边界、压缩技术反噬的空间。
今年10月29日，特朗普连发数条推文，抨击前往国会作证、配合弹劾总统调查的人偷听他的电话作证指责特朗普。
他愤怒地写道：“当所有人需要做的仅是去读读那份通话文字记录的时候，还要有多少‘特朗普黑’来对一则本就完全恰当的通话作证！我知道有人在偷听我的电话(我怎么可能说不恰当的话呢？)，”他继续问道，“可咋就能有这么多人？”
不仅美国总统被偷听困扰，被偷听早已悄无声息地侵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防不胜防又无可奈何。
美团、饿了么等电商类、资讯类、音乐类App被质疑偷听、偷看，即便相关企业接连否认，但质疑并未平息，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中甚至提到，有技术团队仅用了不到5个小时，便在技术层面实现了在App锁屏情况下的持续后台“监听”。
而我们的邻居韩国，也遭受偷拍的侵扰。据报道，韩国制药公司富二代在6年间偷拍超30名女性，韩国记者在匿名聊天群分享偷拍视频等事件接踵而来，披露了触目惊心的韩国偷拍风气。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边缘计算（边缘计算可以解决传输成本、存储成本及云端搜索等问题）越来越成熟，“偷拍”、“偷听”等的成本还将大大降低。显然，技术进步的阴暗面溢出，成为一把高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科技大爆炸的技术反噬
毋庸置疑，我们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发展大爆炸时期。
未来学家Kurzweil认为，达成整个20世纪100年的科技进步成果，按2000年的发展速度只需20年，2000年开始只需14年， 2014年开始只需7年……按加速回报定律，人类在21世纪的进步将是20世纪的1000倍。
但新技术万马奔腾、风起云涌的同时，技术反噬也愈发强烈，“偷拍”与“偷听”事件仅仅是其冰山一角。具体而言：
一，对智能系统、算法、大数据的依赖，导致更高的信息化风险。
如何更好地保护数据隐私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据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和DCCI互联网数据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网络隐私安全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报告（2018年上半年）》显示，2018年上半年， Android端获取隐私权限的手机APP占比已经达到99.9%；iOS端获取手机隐私权限的APP比例达到93.8%，较2017年呈上升趋势。
科技巨头一手大数据、一手算法，既可对用户进行价格歧视、完全剥夺其“消费者剩余”，也可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来限制用户的信息来源，搭建“信息茧房”。
偷听、偷看事件的爆发也折射了科技企业们抢滩用户数据的勃勃野心。
二，科技狂热下，社会、商业等常态化运作秩序被釜底抽薪。
科技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整个国际经济、政治、社会的原有秩序。
如道德伦理层面，人类胚胎干细胞技术的应用仍存在是否“跨越道德底线”争论，基因编辑婴儿、“克隆人”工程更是人伦纲常逻辑的极端对立。
再如商业运作层面，“理论概念—实验室小试—中试—工厂”四阶段的产业生命周期也被颠覆，产业偏态运作盛行——即在理论概念阶段就被资本过度炒作，形成斜率极高的风口（泡沫），结果涨得快、吹得高、跌得也快、摔得更重，以致疯狂过后出现断崖式洗牌。
最为典型的就是共享单车，一度位列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备受资本追捧，仅2016年下半年，总融资金额就超过30亿元；但没料到不过两三年，风口就停了，不仅超50家单车企业倒闭，甚至连“老二”ofo也深陷“押金门”。
一地鸡毛下，超20座城市堆起了“共享单车坟场”，其中厦门同安区惊现一座7米到10米高的废弃单车山，预计到2020年全国将因此产生15万吨的废金属，相当于2.5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
三，科技将构建牢不可破的阶级壁垒，撕裂社会。
从经济逻辑考量，科技加剧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毕竟自动化、机器人的使用，减少劳动力需求；同时，技术水平的差异化导致劳动者收入必定不同，从而拉大贫富差距。
可怕的是，人类在经济上的差别将首次转化成生物上的差别，“生而平等”这一基本权利也将趋于失衡。
随着基因图谱被打开，富人可以修剪基因，或延长寿命、或人类增强，甚至“定制后代”，而没有条件操纵基因的普通人、穷人则成为时代的失落者，甚至连生命权都无法保障。
毫无疑问，从经济到生物的极端阶级对立将造成难以弥合、前所未有的社会大撕裂。
四，科技复杂度与规模的抬升，造成认知困惑与分裂。
当人类把“低垂的果实”摘光后，撞上了非线性、高复杂度台阶，以致如今旧科学理论被颠覆、新科学理论尚未成形，进入混沌的拐点期。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相比牛顿“奇迹年”（一生中科学贡献最多的那一年）出现在23岁、爱因斯坦在26岁，如今一个科学家30多岁的时候可能才刚刚摸清楚自己学科的框架。
在此背景下，连科技圈大佬任正非都苦于进入“无人区”，普通人更是辨不清方向、看不懂趋势。
技术的正负面效应
究竟是什么导致技术的正、负面效应在这个时代剧烈冲撞？
首先，从唯物辩证法层面看，技术狂欢与代价的同时存在有其必然性。
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由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对矛盾组合而成，科技也不例外。
以原子裂变技术为例，如果说曼哈顿计划是该技术应用于和平的体现，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关键性作用；那么两颗原子弹牛刀小试之后表现出的空前巨大、长远的破坏力，则尽显技术负面效应。
其次，从技术的社会性应用逻辑来看，科技的双刃剑，其实都是人类自身的映射。
技术往往因人类特定的需求诞生，其应用的背后亦承载着人类的意图与考量。
但问题是，在任何时期，人类的认识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
这种局限性导致科技发展总是曲折前行，比如缪勒于1939年发现DDT并大规模用于农药，但直至1962年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后，人们才意识到DDT已对自然环境和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因此，无论是秩序失衡还是贫富差距增加，科技都只是起到了强化作用，在技术发明与应用的背后，反映的是个人或一些人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限的目的和价值判断。
最后，科技被资本裹挟，进一步放大负面效应。
且不提，现有技术在经济逻辑和经济利益驱动下，出现失范转化。如韩国数百亿美元的色情市场（2007年就超过121亿美元）催化的微型偷拍设备产业链，再如全球840亿美元程序化广告产业催生的各类App偷听事件，皆为实证。
哪怕仅搬出新材料、新技术的概念，就能成就无数风口“好故事”：根据Crunchbase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是历史上未上市的创新科技公司整体融资最多的一年，有超过56%的私营科技公司都通过超大型风险投资完成融资，尤其在2018年第四季度中，61%的风投资金来自数亿美金到数百亿美金区间的交易。
与此同时，技术成长型交易则出现锐减，从2017年298.6亿美元的总额下滑78%至2018年的167.6亿美元。
风口狂热与科技成长领域遇冷的鲜明反差，昭示着资本正在一条快进快出赚快钱的路子上狂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人类究竟如何面对技术发展？
综上，技术大爆炸让人类过早掌握了变革的手段，而人文、观念、思想都跟不上，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落后，使人类面临空前凶险的技术反噬。
那么，人类究竟该如何面对技术发展？
事实上，百年来，无论是20世纪初尤因警示“人类在还能够掌控自己之前就先具备了掌控自然的能力，这个事情将要引起不可预测的后患”，还是1969年底，关心科学工作者联盟的成立，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对技术发展的思考。
福卡认为，技术发展的最大价值就是争取最小代价。
面对让人又爱又恨的技术，我们既不可能发明一种像青霉素这样的特效药来修补生活、生产次序、弥合社会分裂，也不可能因噎废食，因此限制科技的发展，毕竟只要其积极的一面比负面效应多出哪怕1%，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其正效应复利仍将让技术稳坐“第一生产力”的宝座。
因此，面对技术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压缩技术的负面效应。
更进一步而言，是要通过预防性建章立制来确保科技创新与应用的安全边界、压缩技术反噬的空间。
基辛格在《启蒙运动的终结》中提出，“当下已存在可以统领一切的技术，但需要哲学的指引”。落到具体实践中，便是以体现哲学意志的规章制度为载体，搭建指导框架来为技术发展保驾护航。
一方面，强调人文性，技术发展从单一的经济逻辑主导思维，向哲学、人文和科技整合发展思维转型。
科技创新和促进创新扩散的科技成果转化唯有建立在“人文与伦理逻辑”默认前提之上，才能真正实现其推动人类进步的使命。
例如，在生物、生命领域，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战略视野来审视和引领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另一方面，加快法律法规的完善、行业标准的设置与相关部门的建立。
进而以制度规范保障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有序、有活力且符合规范，同时，提高技术负面效应预研、预判、预防与失范补救效能。
如欧盟在去年5月25日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数据信息应用设立边界，严禁科技公司利用模糊或混淆的陈述来让用户同意向他们提供数据。
由此，法律法规、人文伦理、行业标准等将织成一张经纬网，牢牢捕获技术发展中的失衡与失序，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向着“促进人类美好生活”的方向发展。
